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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一些政府部門對企業評信用等級，既無法律依據，也無實際用途，您的企業是否也被評過形形色色的信用等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確立了有限政府的觀念，第十三條規定了四項不必設定行政許可的事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事項；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事項；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行政機關采用事后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事項。只要以上述四種方式可以規范的社會關系，都可以不設定行政許可。這充分表明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的作用和權力的行使應當是有限的，應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的作用應當是為市場競爭創造公平寬松的制度環境，為市場主體提供良好的服務，解決市場機制解決不了也解決不好的問題�，F代政府應當是一個有限的政府而不應是一個“保姆式”的政府”。同時，行政許可法樹立了法治政府的思想，長期以來，一些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片面地認為政府就是行使權力、約束行政相對人行為的，把行使權力當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忘記了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于是，在實踐中不斷出現了爭奪審批權、漠視行政相對人權利的官僚主義等現象。而事實上，承擔責任是政府的第一要義。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過程，也就是其履行職責的過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和侵權須賠償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行證許可法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將行政許可的責任屬性固定下來，規定了行政機關在行政許可的設定和實施過程中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倡導了責任政府的理念。為了防止行政機關借行政許可爭權奪利，在行政許可權的設定上，行政許可法的規定比行政處罰法更加嚴格。它排除了國務院部委規章設定行政許可的可能性，規定只有省一級人民政府的規章才能設定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法強化了透明政府的準則，信息公開、透明現今已經逐漸成為了現代政府的行為準則和目標。信息公開、透明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權力運作的主體、依據、程序應當是公開的；行政權力運作的過程應當是開放的，公眾可以依法參與。行政許可法通過規定行政許可的申請、受理程序，審查、決定程序，聽證程序等，將信息公開、透明的問題由道德自律轉變為法律強制；并規定了起草設定行政許可的機關應當采取聽證會、論證會的形式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保證了行政許可的設定公開透明。對已經設定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法同樣規定有定期評價制度。通過規定這些措施，行政許可法不僅保障了公民對行政管理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而且促進了政府行政措施的公開透明。
政府及有關部門對企業評定信用等級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不僅如此，有關法規規定政府部門不得組織信用評比活動，如浙江省企業信用信息征集和發布管理辦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194號）第二十條就規定：“除法律、法規、規章和國家有明確規定外，行政機關及其所屬的機構不得組織或者變相組織企業信用評比活動。社會中介機構向社會提供企業信用狀況調查評估等服務的，應當按照有關規范進行”。

建立企業信用制度以及相應的信用管理體系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來警戒那些不守信的企業，因此，出于此目的，政府以及相關部門，特別是工商、稅務這些掌握一定企業信用信息的部門，可以向社會公布企業相關信用信息，這既是政府行政透明的需要，也是解決目前我國交易信息不對稱的需要。同時針對目前一些企業失信行為泛濫的情況，及時建立起失信警戒機制。但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必須注意并做到政府職能到位而不越位。對所公布的企業信用信息，只客觀記錄，不做評價，不定等級，同時重點抓信用約束機制、信用監管基礎、信用記錄檔案、違信行為警戒、電視商務監管、加強企業及行為自律等方面的工作。即使違信行為嚴重的企業名單，也只做有選擇的公布，因為其主要作用是起警戒、震懾作用，引導企業增強信用觀念，使其主動守法經營。因此，政府部門對企業評定信用等級，已嚴重違背了建立企業信用管理體系的根本目的，這也是一種政府職能的越位。行政部門評定企業信用等級的做法是對企業的侵權行為，應當承擔違法責任。

政府部門往往以企業規模作為主要依據評信用等級做法似有不妥。我們不能認為，企業規模達到一定標準以上的企業有信譽，而在此標準以下的企業則沒有信譽。企業規模往往是一個企業經濟實力的表現，人們總覺得與規模大的企業交易更有保證。但實際上的空殼企業比比皆是。不能絕對地以企業規模大小來判斷企業的信用，而應綜合全面考慮，并根據實際具體情況加以確定。同時，也應該根據市場化的要求按照不同行業分別制定相應的信用評價依據或標準。因為不同的行業自然有不同的判斷其誠信程度的指標。比如，生產行業，更多考慮的是產品質量；貿易行業，則傾向于考慮交易信譽，是否依約交貨、付款；而服務行業，則強調服務質量，等等。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規范要求，同時也有不同的信譽指標或信譽要素。政府部門如果以一個標準或序列不分行業性質進行信譽評估，必然會陷于偏頗。從另一角度看，行政意義上的“評比”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是行政干預經濟的表征，這種做法目前已不具有普遍的意義，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說，這種做法已經具有了非法性質。行政機關應徹底否定這種做法，嚴格按照市場法則運轉和管理經濟。我們還應看到，政府機關為企業評信用等級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一，這樣做不利于樹立政府機關依法行政的形象，帶有“搞運動”的色彩；其二，這是行政干預經濟的表現；其三，這為行政管理機關徇私枉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腐敗機會和空間；其四，其結果是導致行政權力的膨脹，而這與行政體制的改革—弱化行政職能、轉化行政職能是背道而駛的。誠信機制的形成不是必然依附于行政行為的“運動戰”，而通過依法發揮中介機構的作用可以更好地達到目的，因而權衡利弊，政府機構對企業評信用等級的做法顯然是弊大于利。